孝經問

清 毛奇齡

欽定四庫全書經部六
　　孝經問
　　孝經類

提要

臣等謹案：

《孝經問》，一卷，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録。

是編皆駁詰朱子《孝經刋誤》及呉澄《孝經定本》二書，設為門人張燧問，而奇齡答。凡十條：一曰《孝經》非偽書，二曰今文、古文無二本，三曰劉炫無偽造《孝經》事，四曰《孝經》分章所始，五曰朱氏分各經傳無據，六曰經不宜刪，七曰《孝經》言孝不是效，八曰朱氏呉氏刪經無優劣，九曰閒居、侍坐，十曰朱氏極論改文之弊。然其第十條乃論明人敢詬劉炫，不敢詬朱呉，附及朱子之尊二程過於孔子，與所標之目不相應。葢目為門人所加，非奇齡所自定，故或失其本旨也。

漢儒說經以師傳。師所不言，則一字不敢更。宋儒說經以理斷。理有可據，則六經亦可改。然守師傳者，其弊不過失之拘；憑理斷者，其弊或至於横決而不可制。王柏諸人點竄《尚書》，刪削《二南》，悍然欲出孔子上，其所由來漸矣。奇齡此書負氣叫囂，誠不免失之過當，而意主謹守舊文，不欲啟變亂古經之習，其持論則不能謂之不正也。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　紀　昀
　　臣　陸錫熊
　　臣　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孝經問

翰林院檢討毛竒齡撰

1、《孝經》非偽書

張燧（山隂人，係張南士先生之子，康熙庚辰進士）問：《孝經》，孔子之書。班氏《漢書志》云：“孔子為曾子傳孝道也。”但不知果夫子所授曾子所述？且出於何時？宋人極疑其為偽，故朱元晦刪改之；至元，呉澄又刪改之，得毋非聖經乎？

《孝經》本孔子之書。觀《孝經鉤命決》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此雖緯書，然當時曾櫽括其語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何休取其語以註《春秋》，唐玄宗亦取其語以入《孝經序》，此定無可疑者。故漢魏六朝祖述此經者約有百家，其間張禹、孔光、鄭玄、王肅、韋昭、謝萬、徐整、袁宏、荀昶、殷仲文、何承天輩亦皆有名字人，豈無一人覺其偽如宋人者？若宋人學問，專以非聖毁經為能事，即夫子手著《春秋》、《易大傳》，亦尚有訾謷之不已者，何况《孝經》？故凡斥《尚書》、擯《國風》、改《大學》、刪《孝經》全無顧忌，此固不足據也。但舊謂《孝經》夫子所作以授曾子，又謂夫子口授曾子，俱無此事，此仍是春秋戰國間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後于《論語》，而與《大學》、《中庸》、《孔子閒居》、《仲尼燕居》、《坊記》、《表記》諸篇同時，如出一手。故每説一章必有引經數語以為證，此篇定例也。

2、今文、古文無二本，然而有今文，又有古文，且曰今文真而古文偽，何也？

據《漢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此古文也，孔安國所傳者也。《孝經》一篇，即今文也，長孫氏、江翁、翼奉、后蒼所受者也。但不敘今文所出之故，惟古文則云武帝末，魯共王壊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皆古字也，故曰古文。及《隋書經籍志》始云：“《孝經》河間人顔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為傳。劉向以《顔本》比《古文》，除其煩惑，而安國之本亡于梁。至隋，秘書監王邵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敘其得喪，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其來歴不過如此。

予謂：古、今文原無二本，《古文尚書》其與《今文》異者，以增多五十八篇為《今文》所無有，故異耳。若兩家俱有，則二十八篇並無一字有差殊也。《孝經》亦然，其異者祇《古文》增多一章二十四字，《今文》無有，其他則經文並同。雖《古文》分為二十二章，《今文》分為十八章，猶之《古文尚書》分《盤庚》為三篇，而《今文》只作一篇。古文多“閒”字、“坐”字、“參”字、“子曰”字，今文多諸“也”字，猶之《古文尚書•召誥》脱“幾”字，《今文尚書•酒誥》多“幾”字。古文“女”、“辟”、“弟”、“豈”、“謹”、“弗”諸字，今文作“汝”、“避”、“悌”、“愷”、“慎”、“不”諸字，猶之《古文尚書》“嵎夷昧谷”，《今文尚書》作“嵎䥫柳谷”。則意《藝文志》所云，“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者，非經文有異，而古字異也，劉向所謂古文字也。又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説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者，正指古文之字與讀也，字異句讀亦異也。若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則呉澄刪《孝經》亦云：“古本一千八百零七字，與譚所記不甚逺。其少有贏縮，或彼此差訛，俱未可定。至如異者四百餘字，則斷是古字。若經文祇千餘字，而異者四百餘，則别一《孝經》，非古今文矣。

至謂《古文》為劉炫偽作，則大不然。據《隋書》，劉炫、劉焯在隋時最有名字。炫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口誦目數，五官並用，所著經書最為浩博，豈有刪數“也”字、增“子曰”字以為偽者？且刪數“也”字、增“子曰”字有何得喪？何足講論？而云因敘其得喪，講于人間，據《隋經籍志》，祕書監王邵訪得孔傳，而河間劉炫為之敘講得毋炫所敘講者孔安國之註非經文乎？炫本傳云内史送炫吏部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註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則其所講授者，明云是《尚書》、《孝經》之註，供狀具在也。且炫講《孝經》，雖孔、鄭並講，而翻不遵孔而遵鄭，講今文而不講古文，何以知之？《孝治章》云：“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古文》作：“不敢侮於臣妾。”乃《正義》引劉炫云：“失，謂不得其意。”又云：“臣妾營事産業，宜須得其心力，故云不敢失也。”則炫所講者今文矣。故予謂疑炫作偽，必當時忌炫之言，與古今文門户所藉口，並非實録。而明儒無學，不知刪數也字增子曰字于經文何害，而痛詬劉炫，有如不共，且有增改《隋書》、偽造註疏以誅炫者，保無人之不繙《隋書》註疏一閲之乎？且欲攻人之偽，而先自處于偽，可乎？且堂堂經文，刪改移易至于十七，通不之責，而責此之、乎、者、也數助詞之同異，可乎？

（2）

呉澄謂古《孝經》二十二章，魏晉以後不存。劉炫以《今文孝經》分析《庶人》《敢問》章為三，又增一章以足二十二章之數，則似《古文》之偽。以分章見者，若明初王褘且曰《孝經》古無章次，至漢始定次為十八章。唐名其篇近復有定為經傳者，則似《古》《今文》皆不宜分章矣。且經、傳之説創自朱熹，不知是否？

朱熹、呉澄皆刪改孝經，而又各不同。熹本古文以司馬光為史館檢討時曾進古文孝經故也，澄本今文以疑古為偽故也，但其疑古為偽處亦多未是。如此疑分章亦知二十二章，是古文舊分而但以分庶人敢問章為可疑，殊不知西漢相傳早自如此。顔師古註漢志云，二十二章者，劉向以為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則自班固作志，劉向校經以前，其所分之章與今並同，並非隋代劉炫妄分此以足其數也。

若王文忠云古文無章次則又不然。前見王草堂《孝經彚刻》引明孫本説亦云，《孝經》起于仲尼居，迄于孝子之事親終矣，統為一篇，並無章次，亦不分經傳。其云不分經傳良是，若章次則凡書有之，所云章句屬讀是也。故古本大學舊雖一篇，然有分大學之道至止於信為一章者，有分至天下平為一章者，而註疏則分章甚夥，但其多寡異同總無闗輕重，不足較辨耳。若謂孝經止一篇，則但見《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孝經》一篇，而誤者彼所云一篇謂一卷也。古孔氏一篇下註云二十二章，孝經一篇下註云十八章，此班氏自註者。故註疏序云夫子説《孝經》一十八章，《正義》云，初除挟書律，有河間人顔貞出其父芝所藏，凡一十八章，以相傳授。又云，魯恭王壊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為定，而不列名。其云十八章為定者，謂二十二章似太煩惑，故定以十八而不用二十二，非謂劉向始分作十八也。其云不列名者，以唐玄宗集諸儒之議始于每章上列以名，如開宗明義章第一類，而當時未嘗列也。（唐玄宗本《開宗明義章第一》《天子章第二》《諸侯章第三》《卿大夫章第四》《士章第五》《庶人章第六》《三才章第七》《孝治章第八》《聖治章第九》《紀孝行章第十》《五刑章第十一》《廣要道章第十二》《廣至徳章第十三》《廣揚名章第十四》《諫争章第十五》《感應章第十六》《事君章第十七》《喪親章第十八》）蓋舊本章上並無章名惟孝經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上加以天子庶人之名（第二天子章第三諸侯章第四卿大夫章第五士章第六庶人章凡五章）而餘俱無有皇侃註孝經即以此五名加于章首而鄭氏註本後人亦遂有加此名者故唐宗下議使儒官連狀題其章名而採而用之今所稱開宗明義章者是也要之此皆不足置重輕者幾見無此名而孝經存有此名而孝經即已亡也

獨是分之為經傳，而刪削而移易之，則萬萬無是理者。古人無聖經賢傳之説，《道徳》名經，《易繫》名傳，並是混稱。惟鄭康成註《毛詩》有云，《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謂之正經。而孔氏《正義》即云，凡書非正經者皆謂之傳。是以仲長統有云，《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而呂東莱謂《楚辭》惟《離騷》為經，而《九辨》以下皆可稱傳。然亦不過偶然言之，未嘗竟取而分之也。而朱氏于《大學》、于《孝經》、于《儀禮》、《周禮》、《禮記》，則直取而分之。且即分之，亦不必遽為刪改。鄭氏未嘗刪《二雅》，仲長氏未嘗改《三禮》也。而朱氏則不止分之，直取而刪之改之移易之。（《古文》二十二章，二千零七字。朱氏改作經一章，傳十四章，刪存一千五百九十五字。今文十八章，一千九百九十九字，呉氏改作經一章，傳十二章，刪存一千五百八十二字。其兩家各顛倒移置，不可勝計。）註經者當如是乎？《二雅》、《三禮》非一人之書，一時之言，或經或傳尚可分劃。《大學》、《孝經》則一人之書，一時之言也，《詩》、《禮》為時人所作，未必果聖人之所授，賢人之所受，故稱經不為揚，稱傳不為抑。而《大學》則聖人授之，《孝經》則賢人受之者也。夫聖人所授，賢人所受，則但為區分未嘗改易猶為不可，而况乎刪之改之移易之，且從而詬厲之？經七章云“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云云，旣刪之矣。且云温公改“教”為“孝”，乃得粗通，則不改者為精不通矣。又云前叚文雖非是理，猶可通，則後叚文旣非是，且于理為萬無可通者矣。至其曰理之悖，曰非天下之通訓，徵色發聲處處皆是聖言，至此何止受侮《孝經》十四章？云非聖人者，無法大亂之道也，不知此言通否？盍亦起朱、呉二氏問之。

（3）

曰：聖言何可侮？但其所刪改與其所詬厲處，則原有可疑者。《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此數語與《左傳》昭二十五年子太叔論禮之文相同，第以“禮”字易“孝”字，且以“甚哉！禮之大也”易“孝之大也”，則似乎全襲《左傳》以為文者，或者此非夫子之言，故刪之。因有微詞，此不可謂大無理也。

如所言則何止于此。第十二章云：“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徳。”此即《左傳》太史克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徳。”“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徳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此即《左傳》北宫文子曰：“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徳行可象，以臨其下”，皆直用左氏文以為言，而不少避者。《論語》亦然。“克己復禮為仁”則直用《左傳》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則直用晉臼季曰：“出門如賔，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即“彼哉彼哉”用陽虎語。“不學禮，無以立”用孟僖子語。不特記者如此。即手自為文亦然。贊《易•乾卦》“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則全襲魯穆姜，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徳，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其文在襄九年夫子未生之前，豈有穆姜襲夫子言者然而游夏見之不以為疑，七十子之徒聞之不以為怪？漢唐至今，並無敢有一人焉起而刪之詬厲之若是者，何也？則以夫子之言，原與《春秋》相表裏，而非有二也。《春秋》有簡書，有策書。夫子修簡書以為《春秋》之經，左丘明修策書以為《春秋》之傳。其二書皆朝夕講求，行著習察師以之為教，弟以之為學，不問其為何人語，而其言足述，徃徃取之以垂訓。蓋夫子平居口授原自如此，故其自為文與門弟子所為文皆彼此一轍，而並無嫌畏避忌于其間。人苟有學，則自多見少怪者。已則無學，而反謂聖經之有未通。此在他人猶不可，而况乎註經者也。

“夫孝，天之經也”三句，明出自《左傳》，亦明知以“禮”字改“孝”字。然以班固之學，何書不讀？豈不見《左傳》？豈不知《孝經》之“孝”字即《左傳》之“禮”字？而其作《藝文志》，偏述《孝經》此語，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也”一若。千古言孝，惟此數語為必不可移易之金冊玉版，並非他文可貿亂者，則其尊此經為何如而可容睥睨之也！

（4）

然亦有可疑者。夫孝，本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故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是成教者，孝之效也。而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則其所云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者，非孝之效而教之效矣。故司馬光進《孝經》時，改作“孝”字。朱氏所云，温公改教為“孝”是也，然則刪之豈過乎？

聖人之言，矢口成文，無邊無幅，非如近人陋腹，可量其短長而齊其參錯。《中庸》取人以身，取人者，修身之效也。旣而曰，思修身不可以不知人，則取人又修身之功矣。故此章初言孝，繼言教，而其言教，則又雜出之以徳義敬讓禮樂好惡諸名，與近人之腹不合。亦思《中庸》初言人存，繼言修身，而其言修身，則又雜出之以仁道義禮事親知人諸名。向使齊其參錯，而量其短長，則《中庸》不可刪乎？司馬光本無學之人。觀其定濮議，全不識禮，凟亂千古，今又改此字以啟後人改經之漸，總是宋人習氣，無足道者。雖其改此字尚有可原，以唐宗作序中有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亦是孝字，但彼是行文，此是註經，彼非述經語，此則直換經字耳。徃讀孝經有謂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好惡何指？予妄應之曰：“好者，孝。惡者，即不孝也。”既見《邢疏》而悔之。古聖人之言彼此相仍，並無杜撰。然皆連類推及，不分主客。如此徳義、敬讓、禮樂、好惡八字，皆他經所有。《左傳》趙衰薦郤縠云：“《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徳之則也。徳義，利之本也。”此徳義之説也。《鄉飲酒義》云：“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此敬讓不爭之説也。《樂記》云：“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好惡著，則賢不肖别矣。”此禮樂民和好惡知禁之説也。然而趙衰言《詩》、《書》、《禮》、《樂》而及禮及好、惡，今言孝而必不使其及徳義、禮樂、敬讓、好惡，是取孩孺學八比之法以律聖經，小人之腹也。

（5）

但朱氏語録謂《論語》言孝親切有味，此不曾説得親切。但言孝之效如此，則似與《論語》不合，故疑之耳。

《論語》親切者，孟懿子、武伯、子游、子夏皆就其所問而荅之，故色養敬養，祇就孝一節為言。此則夫子教之以大道，篇首明云“至徳要道”；班固所云，“舉大者言”是也。且身體髪膚受之父母諸語，在開首旣已親切明了。即不敢惡于人，不敢慢于人，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以至開天分地，謹身節用，次第而入，又何一非親切？行事亦何一是效？推而至于孝治、聖治、郊祀配天、宗祀明堂，皆切實責備，並非取驗朱氏凡于親切處，皆認是效；而于郊祀配天諸文，則又疑其踰越僭妄。有今將之心，是孟子對咸丘蒙尚告之以大孝尊親，以天下養之義，而以吾道一貫之，曾子乃僅僅以服勞奉養必有酒肉之小節，呼而訓之，豈曾氏之子反不若咸丘蒙哉？

（6）

然則朱氏遵古文，呉氏遵今文，有優劣乎？其所刪者，誰是誰非？有差等乎？且明儒極詬古文，謂今文祖述約有百家，而古文之學祇劉炫一人，何謂也？

古今文無優劣，今之文猶古之文也，則遵者無優劣矣。古今文俱不宜刪，刪則刪是亦非，刪非亦非也，則刪者無差等矣。若今文盛行而古文稍減，則以今文之出在除挾書律時，而孔壁古文至武帝末天漢之後與？《尚書》《論語》並出，其時相距約有百年。且今文初出，即有長孫氏、江翁、翼奉、后蒼為之授受，而古文則武帝命孔安國作傳，以巫蠱事發，匿而不上，故諸家皆出，而孔傳獨後。然而至隋唐之間，諸家漸息，惟孔傳、鄭註兩家並行，一古文，一今文。唐宗序所云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邢疏序所云劉子玄辨鄭註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註多鄙俚不經，專以二家為言可驗也。若謂今文百家，古文祇劉炫一人，此出自明歸有光諸君所言。有光極闢《古文尚書》，而自處于謬，劇不足辨。今所言亦非是諸家無古今之分，惟長孫江翁后蒼翼奉初為四家，後增以張禹為五家，若又稱六家，則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六人合古今為言，而劉炫之名已居然厠乎其間，誰謂炫祇古文家乎？

（7）

但又有謂古文不如今文，呉所刪勝于朱所刪者。今文篇首祇云“仲尼居，曾子侍”，而古文增“閒”居“侍”坐二字。呉澄謂居即坐也，與上句義重。《禮小戴記》云，仲尼燕居，子張、子夏、子游侍。孔子閒居，子夏侍。《大戴記》云，孔子閒居，曾子侍。並無“坐”字。此經與彼所記，當為一例，且許慎《説文》所引《孝經》《尚書》皆自稱為古文，今《説文》所引並無“閒”“坐”二字，則此非古文偽乎？非澄説之較勝于朱氏者乎？

古今文本無異同，其所異者，祇此“閒”“坐”二字，然此則古文是而今文非者，朱、呉所刪俱不是，然此則呉氏尤不是者。古居皆有名，如二戴記所稱仲尼燕居、孔子閒居類各有處所，故劉向别録中載鄭目録註云，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未有祇出居一字以記處所者。字書：居者，處也。但曰處知處在何所耶？若侍則有待立待坐之分，侍立曰侍，側曰侍。《論語》“顔淵、季路侍”、“閔子侍側”是也。侍坐者，必曰侍坐。《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是也。葢侍立在正席之側請業，必膝于席端，請畢卽起，故孔子閒居子夏侍。此侍立者，立則膝席問業，問畢便起。起者，起立也。故曰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侍坐在正席之前之側，《曲禮》所謂席間函丈者，東西設席而坐于席間，請業則起跪，請畢還坐，故曰侍坐于先生，請業則起，請益則起。起者，起跪也。而至于避席，則不止起跪，而反越席而起立以致敬。故《哀公問篇》初祇稱哀公問于孔子曰，此侍立也。旣而坐，則特稱孔子侍坐于哀公，然後稱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此明明者。今儼有曾子辟席，有復坐語，則非侍立而侍坐矣。侍坐可無坐字乎？且澄但知居字可解坐字，而不知居是居，坐是坐。孟子居鄒，子思居于衛，皆作居處解。即燕居、閒居皆是處，不是坐。《曲禮》曰，居不主奥，坐不中席。明明以“居”字“坐”字彼此各出，而乃曰居坐義重，則《曲禮》尚未讀，而欲改古經，不可也。

若謂許慎《説文》無“閒”“坐”二字，則尤可笑者。慎于和帝時襲賈逵字學以作《説文》，逵自稱受《古文尚書》，而其所受者實東漢初杜林偽造《古文漆書》之學，並非孔氏壁中本，故《説文》所引亦自稱古文，而于五十八篇之文並無一字。予于《古文尚書寃詞》卷已載之詳矣。至《孝經》則《説文》序亦云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説，其書皆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授，則宏是杜林弟子，正漆書本也。林嘗謂漆書恐絶何幸有東海衛子宏得傳其學，是宏所授本並是漆書，與孔壁何與，而欲其有閒坐字乎？

（8）

然明代儒生詬劉炫者多，而詬朱呉者少，何也？

此則有明一代俗學之通弊也。明以八比取士，專用朱氏所註書為取士功令，立之學官人。第知有朱氏，而不知有孔子。朱氏曾斥古文尚書為假書，而呉澄又張大之。有明俗儒無不攻古文而尊今文，不幸而《孝經古文》與《尚書古文》同出孔壁，又不幸而劉炫得《孝經孔傳》與梅賾上《尚書孔傳》又彼此相類，因重以攻《古文尚書》之餘力，并攻《孝經》。其所以詬炫者，正助熹、澄之詬梅賾，詬炫而加功焉者也敢詬熹、澄哉？然世雖未嘗詬之，而有竊譏之者，嘗見錢塘王草堂作二經彚刻，一《大學》、一《孝經》也。《孝經》末篇載朱氏集中諸書，痛言凡文之必不可改，以為世戒，并録于後。

朱氏與張南軒論《二程遺書》有云：熹之愚意，止是不欲輒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惬已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葢所改雖盡善，猶啟末流輕肆自大之弊，况未必盡善乎？老兄試思前聖“入太廟，每事問”，存“餼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為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又為如何？

又云：“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况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刋去此文以從已意之便也。”

又云：“所謂不必改者，按其舊文，然後刋正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于先生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毫髪苟且遷就于其間，乃為盡善。”

又云：“區區非有偏主必勝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悞後學耳。計老兄之意，豈異于此？但恐見理太明，故于文理瑣細之間不無濶略之處，用心太剛，故于一時意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能率定也。

又與南軒論改胡五峰語録云：“凡言刪改者，亦且是私竊講貫議論，以為當如是耳，未可遽塗其本編也。”

又與張南軒劉共父論《二程遺書》云：“此是二先生集。胡文定當時亦只是據别本改録。雖文定亦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復得善本重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樂聞。文定復生，亦無嫌間。不知二兄何苦尚爾依違也。”

又云：如定性書及明道敘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及辭官表倒却次序，易傳序改沿為泝祭文改姪為猶子之類，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刪改，熹看得此數處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葢本文自不害義理故也。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個閒字，而壊却一個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

又云：程子嘗言人之為學，其失在于自主張太過，横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来天下之善。今觀二先生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稽衆舎己兼聽並觀之意，似不然也。

又云：文定旣得以一時已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相傳别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耶？

又云：“但只是平氣虚心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横却一個胡文定耶？”

又與劉共父書云：“若説文定决然主張此書，以為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即與王介甫主張三經字説何異？作是説者却是謗文定矣。設使微似有此，亦是克未盡底已私，所謂賢者之過，横渠所謂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于後學不當守已殘而妬道真，使其遺風餘弊波蕩于末流也。（王草堂曰：“予按：朱氏所言，深痛改竄古書之非理，語語切中作聰明以亂舊章之病，其于二程遺集不敢以已意更定一點畫，不容復有毫髪遷就于其間，五峰語録亦不敢遽塗其本編，何其鄭重篤信。至此而乃于孝經大學横加刪改，豈先儒之書不可更改一字，而聖賢之書可以連篇筆削乎？其所云見理太明、用心太剛者，得毋自道乎？據其所言，則自處太重，是亦克未盡底已私，所謂賢者之過，予之言此，諒亦朱氏所樂聞，但願讀是經者不可肚裏先横却一個朱氏也。熊愚齋云：“學問之道，是是非非，毫釐不容差謬。朱子之言可信，則不當與之背馳；不可信，則背之可也。誠大公無我之言哉！”王恬曰：“草堂以此為微詞，謂言不顧行，非君子之道，而予則實有隱憂者。宋人自矜所學直接堯舜，互相標榜，原有藐視先聖之意。故于本朝先輩髙樹門庭，不容一人訾議，而先聖先賢恣情駁貶聖門諸賢，何一不受其削斵，而門庭前輩呵護悉力，實有抑聖賢以揚同類之意，宜乎俗儒入告，請斥十賢于堂下，而升周、程、張、朱與四賢接席，而恬不知怪也。嗟乎！恐將来四賢亦不安此席矣。每讀六經，未嘗不累息焉。）

（《孝經問》）